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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与世界部分国家的主要消化道肿瘤负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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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周家琛, 郑荣寿, 王少明, 等. 2020年中国和世界部分国家主要消化道肿瘤负担比较[J]. 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志, 2021, 7(2): 26-32.

周家琛1,2,郑荣寿2,王少明2,张思维2,陈茹2,孙可欣2,曾红梅2,李敏娟2,顾建华2,范志园2,庄贵华1,魏文强2(1.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西安 710061;2.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肿瘤登记办公室,北京 100021)

【摘要】 目的 本研究通过分析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和肝癌4种主要消化道肿瘤在世界19个国家和中国的发病/死亡情况,为现阶段我国肿瘤防控研究提供数据支撑。方法 通过提取GLOBOCAN 2020估计的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和肝癌的发病、死亡数据,比较中国与世界以上4种消化道肿瘤的发病、死亡构成比例。

对比中国与世界19个国家的合计发病、死亡情况,以及男女年龄别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结果 中国4种消化道肿瘤新发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均位列第一。估计新发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和肝癌病例数及其在全球所占百分比分别是324 422例(53.70%)、478 508例(43.94%)、555 477例(28.76%)和410 038例(45.27%)。

估计死亡病例数及其在全球所占百分比分别是301 135例(55.35%)、373 789例(48.62%)、286 162例(30.60%)和391 152例(47.12%)。

与各国年龄别标准化发病率相比,中国男性食管癌、胃癌和肝癌发病率较高,而结直肠癌较低。与各国年龄别标准化死亡率相比,中国男性4种消化道肿瘤死亡率均较高。

女性与男性趋势基本一致。中国4种消化道肿瘤发病、死亡病例数占全肿瘤的比例(38.71%、45.03%)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3.48%、30.91%)。结论 中国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和肝癌的肿瘤负担仍然很重,呈现发病率、死亡率双高的特征,以上4种消化道肿瘤仍是我国肿瘤防控工作的重点。

关键词】 消化道肿瘤;疾病负担;中国

世界范围内,消化道肿瘤是主要的恶性肿瘤[1],在肿瘤发病谱前十位中占据4席[2]。各消化道肿瘤均有各自高度相关的危险因素和独特的疾病进展过程,多数肿瘤在疾病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不易被察觉,导致病变发现较晚,患者预后较差。

中国是食管癌、胃癌和肝癌的高发国家。针对这一特征,从2004年起中国逐步在肿瘤高发农村地区开展筛查工作,已建立196个上消化道肿瘤筛查项目点和13个肝癌筛查项目点,防控效果逐步显现。

通过与世界各国进行消化道肿瘤负担比较,有利于清晰定位我国所处的肿瘤进展阶段,便于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精准防控。本研究通过分析2020年4种消化道肿瘤的发病、死亡情况,比较世界部分国家和中国的负担差异,探讨中国4种消化道肿瘤流行特点,为中国肿瘤防控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1.资料和方法

1.1 数据来源 依照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发布的GLOBOCAN 2020的估计数据[3],提取数据库中《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编码为C15、C16、C18-21、C22的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和肝癌的0至85+岁的发病和死亡数据。

选取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度、挪威、荷兰、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西、埃及、肯尼亚、南非、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澳大利亚和中国共20个国家以及世界的平均数据纳入本研究。

1.2 统计学方法 分国别计算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和肝癌的发病数、死亡数、发病率、死亡率;分别计算世界和中国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和肝癌的发病、死亡构成比;分性别比较20国及世界的年龄别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年龄别标准化发病率(标化发病率)、年龄别标准化死亡率(标化死亡率)依照Segi’s世界标准人口结构进行标准化。

2.结果

2.1 发病情况 2020年全球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和肝癌估计新发病例分别为604 100、1 089 103、1 931 590和905 677例,粗发病率分别为7.8/10万、14.0/10万、24.8/10万和11.6/10万。其中,中国新发病例分别为324 422例(53.70%)、478 508例(43.94%)、555 477例(28.76%)和410 038例(45.27%),4种肿瘤发病数均远超其他国家。

除结直肠癌发病率排在中等偏上水平外,中国其余3种消化道肿瘤的发病率均位居世界前列;4种消化道肿瘤发病率标准化后仍然较高。中国、韩国、日本胃癌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同时结直肠癌和肝癌发病率也较高。

挪威、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结直肠癌明显高发,日本(117.4/10万)、荷兰(99.3/10万)和挪威(91.8/10万)粗发病率均超过90/10万。印度、南非、墨西哥4种肿瘤发病率多数较低。肯尼亚的食管癌(12.7/10万)和埃及的肝癌(34.1/10万)发病率较高(表1)。

2.2 死亡情况 2020年全球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和肝癌估计死亡病例分别为544 076、768 793、935 173和830 180例,粗死亡率分别为7.0/10万、9.9/10万、12.0/10万和10.7/10万。其中,中国死亡病例分别为301 135例(55.35%)、373 789例(48.62%)、286 162例(30.60%)和391 152例(47.12%)。

除结直肠癌死亡率处于中等水平外,中国其他3种肿瘤死亡率均较高。荷兰、挪威和德国主要是结直肠癌死亡率较高,而印度和墨西哥4种肿瘤死亡率多数较低。中国、韩国、日本胃癌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仅中国死亡率标准化后仍超过10/10万。

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肝癌死亡率也较高,但仅日本在标准化后明显降低。肯尼亚的食管癌(12.0/10万)和埃及的肝癌(32.5/10万)死亡率也较高(表2)。

2.3 发病与死亡构成情况 2020年世界4种消化道肿瘤占全肿瘤新发病例数的23.48%,其中结直肠癌(10.01%)占比最大。4种消化道肿瘤死亡病例数占全肿瘤死亡数的30.91%。与发病构成相比,死亡构成中仅结直肠癌的比例略降低,而其他肿瘤的比例均增加(图1)。

2020年中国4种消化道肿瘤占全肿瘤新发病例数的38.71%,其中结直肠癌(12.16%)占比最大,中国4种消化道肿瘤发病所占比例均高于世界。4种消化道肿瘤死亡病例数占全肿瘤死亡数的45.03%,其中肝癌(13.03%)占比最大;中国4种消化道肿瘤死亡所占比例也高于世界。与发病构成相比,死亡构成中仅结直肠癌的比例降低,而其他肿瘤的比例均增加。

2.4 各国标化发病率比较 中国男性除结直肠癌发病率处于中等水平外,其余均位列20国前列。同时,中国4种消化道肿瘤的死亡率也都较高。日本男性4种肿瘤发病率虽然也均较高,但死亡率低于多数国家。多数国家主要高发结直肠癌,并且发达国家呈现出高发病率、低死亡率的特征。而食管癌、胃癌和肝癌仅在少数国家高发,且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普遍较高,巴布亚新几内亚肝癌的死亡率甚至高于发病率(图2)。

除结直肠癌外,中国女性4种消化道肿瘤发病率均较高。日本女性胃癌和肝癌的发病率虽然与中国接近,但死亡率都偏低。韩国除食管癌外发病率也都与中国接近,但同样死亡率较低。多数国家主要高发结直肠癌,并且发达国家的死亡率远低于发病率;而食管癌、胃癌和肝癌高发于少数国家如中国和埃及(图3)。

3.讨论

本研究详细比较了4种主要消化道肿瘤在世界20国的发病和死亡状况。结果显示,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和肝癌4种消化道肿瘤仍是世界的主要负担,而中国4种消化道肿瘤负担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中国不仅有最多的病例数,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很高。在发展中国家流行的食管癌、胃癌、肝癌和在发达国家流行的结直肠癌同时在中国流行。

中国消化道肿瘤的负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主要是由于中国食管癌、胃癌和肝癌在全肿瘤中的比例明显高于世界。中国的肿瘤发病在种类上更为集中,2015年中国发病前十位的肿瘤发病人数占全部发病人数的76.64%[4],高于世界的66.35%[2]。4种消化道肿瘤和肺癌、乳腺癌位列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前六位[4]。

全国第二次[5]、第三次[6]死因调查和肿瘤登记数据[7]也显示,4种消化道肿瘤和肺癌长期占据中国癌谱前五位。虽然4种消化道肿瘤的疾病进展过程有差异,但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的致病危险因素,如吸烟、饮酒[8-11]。控制幽门螺杆菌、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也对消化道肿瘤防控有积极作用。

所以面对较重的消化道肿瘤负担,应当优先采取可以同时对多个肿瘤起到防控作用的预防措施,如推行有效的控烟政策、改变不良生活方式、促进人群健康筛查、扩大计划免疫和增强健康教育等。

本研究发现,荷兰、挪威、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主要流行结直肠癌;肯尼亚、埃及等发展中国家主要流行某一种消化道肿瘤。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4种消化道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处于较高水平。

在经历快速发展后,中国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与感染相关的消化道肿瘤如食管癌、胃癌、肝癌还未被完全防控前,城镇化和西式生活方式又造成结直肠癌逐渐高发流行,最终在中国形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癌谱并存的局面。

虽然有研究表明中国食管癌、胃癌、肝癌的发病率有下降趋势[7],但由于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国的消化道肿瘤发病人数还会进一步增长。同时,中国健康体检和筛查覆盖范围有限导致临床病理分期靠后,临床规范化诊疗不足,城乡和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医疗水平差异较大,食管癌(30.3%)、胃癌(35.1%)、肝癌(12.1%)的5年生存率整体较低[12]。即使是疾病进展早期有明显指征的结直肠癌,5年生存率也只有56.9%[12],低于美国的64.6%[13]。

日本和韩国的肿瘤流行特征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参考韩国和日本的消化道肿瘤防控经验,筛查仍是现阶段中国的主要选择。日本分别于1983年和1992年启动了胃癌和结直肠癌的筛查项目,总结评估认为上消化道钡餐造影和粪便潜血试验能降低胃癌和结直肠癌的死亡率[14]。

韩国从1999年起筛查胃癌、结直肠癌、肝癌等5种主要肿瘤并逐步扩大筛查规模[15]。由于内镜可以同时检查食管和胃,韩国的食管癌也取得了较好的防控成果。通过筛查使病理分期提前和促进临床规范化诊疗,日本和韩国的消化道肿瘤负担明显下降[16,17]。

同时,健全卫生法律法规、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也是可行的防控方案。由于日本超过70%的肝硬化是由肝炎病毒感染引起,而肝硬化又最终进展至肝癌,2009年日本通过了《肝炎对策基本法》进行应对[18]。该法明确了各级政府、保险公司、医生和个人的责任,从法律层面要求每个人一生至少接受一次肝炎筛查,通过强化筛查、诊断、治疗的无缝联系来加强肝炎和肝癌的管理。

中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但在肿瘤等慢性病防控领域仅有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19]、《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20]和《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21]等卫生政策文件进行指导,相关卫生法律法规还需进一步完善,以满足人民健康的需要。

中国的4种消化道肿瘤仍是今后肿瘤防控工作的重点。面对“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的流行特征,应当优先针对4种消化道肿瘤共同危险因素采取干预措施,加强健康宣传教育,并逐步扩大筛查覆盖人群,同时推进临床标准化诊疗,提高农村及中西部地区诊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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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狄瑶

审校: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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